论白先勇的Danny Boy
刘俊
二○○一年十二月，《中外文学》第三十卷第七期刊登了一篇白先勇的短篇小说Danny Boy，在这篇小说中，作者向我们“讲述”了一个患了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的故事。同性恋者在白先勇的笔下并不是新近出现的人物形象，事实上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，同性恋者的身影可以说伴随始终，从早期的容哥儿 (《玉卿嫂》) 、吴钟英(《月梦》)、画家(《青春》)，杨云峰(《寂寞的十七岁》)、玫宝(《上摩天楼去》)，到后来的“我”(《孤恋花》)、教主(《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》)，再到《孽子》中的李青、吴敏、小玉、王夔龙、杨教头，一个又一个同性恋者的相继登场，共同构成了白先勇小说世界中的同性恋人物系列——这是白先勇小说中最丰富多彩、生动复杂的人物形象系列之一。不同于以往只是展示同性恋者的生活形态、心理感受以及为他们在道德、情感和伦理上的生存合法性进行艺术化的诉求，Danny Boy呈现的是同性恋者中的特殊群落——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。这样的同性恋形象是白先勇以往的小说中所没有的，“同性恋”与“艾滋病”是两个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字眼，塑造出一个集这两者于一身的人物形象，白先勇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
一、主题探讨
小说的主人公云哥可以说自幼不幸——父亲在他还没有出世就已离开人间，母亲在他出生后就远嫁日本，他过继到叔叔家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，“云哥很识相，他谨守本分，退隐到家庭一角，默默埋首于他的学业”。孤寂的云哥在中学时就“立志要当中学老师”，最后如愿以偿，师范大学英文系毕业后，到C中教书，他那单身宿舍墙壁上挂满一排的奖状足以证明：云哥是位深受学生敬爱的模范老师。
然而这是云哥人生的外在形态和轨迹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还有一个难与人言的世界——他是一个同性恋者，社会对教师的道德化形塑和他性向形态(同性恋)与世俗道德的不兼容性所形成的巨大张力，令云哥的内心一直遭受着痛苦的煎熬。也许是在寻找自己童年时的影子吧，云哥的爱总是倾注在那些落寞孤单、敏感内向的“大孩子”身上，这种“说不出口的爱”使他陷于永无尽头的痛楚而难以自拔——“那是一种把人煎熬得骨枯髓尽的执迷”，一方面是内心“邪火的焚烧”，另一方面是全力掩护内心的隐秘，“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察觉半点我内心的翻搅掀腾”，这样长期的撕扯挣扎终于导致了云哥的崩溃，对K示爱所引发的“吴老师精神错乱”的判断，最终使云哥模范老师的形象毁于一旦，并从此离开学校，远赴异国。
在异国，云哥既没有教师身份的道德化约束，也脱离了熟悉环境的笼罩，长期压抑着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：
到了晚间，回到六十九街的公寓阁楼里，我便急不待等地穿上夜行衣，投身到曼哈顿那些棋盘似的大街小巷，跟随着那些三五成群的夜猎者，一条街、一条街追逐下去，我们在格林威治村捉迷藏似的追来追去，追到深夜，追到凌晨——
云哥“在往下直线堕落，就如同卷进了大海的漩涡，身不由己地淹没下去”，欲望放纵的结果是染上了HIV，为了逃避艾滋病发的可怕结局，云哥曾服药自杀，自杀失败后，云哥“在绝望的深渊中，竟遇见了我曾渴盼一生、我的Danny Boy”。
Danny Boy原为一首爱尔兰民歌，是一位律师为他早逝的儿子所写，这首歌的歌词情感深挚、哀切动人，旋律则忧郁感伤、凄婉缠绵，一经传唱，风行欧美，并常常成为葬礼上表达对逝去亲人哀思的保留曲目——这使它事实上具有了一种挽歌的性质。小说中云哥遇到的Danny Boy是个名叫丹尼(Danny O’Donnell)的艾滋病患者，在照顾丹尼的过程中，云哥不但找到了灵魂升华的动力，同时也获得了心灵安生的归宿。如果说过去的云哥是被情欲牵扯着骚动不安、备受煎熬的话，那么此时的云哥却有了一种涅槃后再生的精神宁静——他实现了从“肉”的焦躁向“灵”的静谧跨越。
“灵肉之争”原本是白先勇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，在以往的“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，灵与肉之间的张力与扯力，极端强烈，两方彼此撕斗，全然没有妥协的余地” ，可是在Danny Boy中，“灵”与“肉”的关系已不再停留在“彼此撕斗，全然没有妥协”的层面，而是从“灵肉冲突”进化为“灵”战胜“肉”。不是把“灵”与“肉”作为两个对立因素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单纯的“灵肉之争”的呈现，而是在“灵肉之争”的铺垫之后，更注重对“肉”向“灵”的跨越以及这种跨越后幸福和喜悦的表现——这是白先勇在Danny Boy中对“灵肉之争”主题的丰富和深化。
其实“跨越”在Danny Boy中，并不仅体现为云哥从“肉”向“灵”的跨越，对云哥而言，“跨越”在小说中至少可以涵盖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：从“灵肉冲突”向“肉的放纵”的跨越；从“肉的放纵”向“灵的升华”的跨越；从“一般同性恋者”向“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”的跨越；从“孤独”向“敞开胸怀帮助别人”的跨越；从“凡人”向“有宗教情感”的跨越；从“生”向“死”的跨越。对于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韶华，“跨越”则意味着她对云哥认识的深入(从“不知”云哥是同性恋者到“知”)和对艾滋病患者的包容接纳(“我在床边跪了下来，倚着床沿开始祈祷，为云哥、为他的Danny Boy，还有那些千千万万被这场瘟疫夺去生命的亡魂念诵一遍《圣母经》”)。对于整个小说而言，“跨越”则是指“非艾滋病患者”和“非同性恋世界”对“艾滋病患者”和“同性恋世界”偏见的消除和彼此的沟通(在小说中通过修女玫瑰玛丽和韶华来体现)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“跨越”不但是小说Danny Boy情节发展的动力，同时它也是这篇小说的基本内核。在所有的这些“跨越”中，有两个“跨越”最为重要——云哥从“肉的放纵”向“灵的升华”的跨越和“非艾滋病患者”“非同性恋世界”向“关爱艾滋病患者”“理解同性恋世界”的跨越——正是这两个“跨越”构成了小说Danny Boy主题的一个方面。对于前者，小说通过云哥对丹尼的照顾来表现；对于后者,则以修女玫瑰玛丽参与看护艾滋病患者(包括同性恋者)和韶华为死去的所有艾滋病患者(包括同性恋者)祈祷来展示。
“‘香提之家’是一个AIDS病患的互助组织，宗旨是由病情轻者看护病情重者，轮到自己病重时，好有人照顾”，云哥在这里帮助的丹尼，由于年幼无知，犯法坐牢，在牢里被强暴后染上艾滋病，得病后他被家庭抛弃，连圣诞节想回家也遭拒绝，“他们坚决不让我回家，怕我把AIDS传染给我弟弟妹妹”。面对这样一个身染沉疴、惨遭家庭弃绝的“孤独者”，云哥的“痛惜之情竟不能自已”，仿佛看到了那些他为之心动的孩子们“好像一下子又都回来了，回来而且得了绝症垂垂待毙，在等着我的慰抚和救援”，正是在对丹尼的照顾中，云哥感受到了“一种奇异的感动”，甚至“我那早已烧成灰烬的残余生命，竟又开始闪闪冒出火苗来”——Danny Boy让云哥在精神上升华了，复活了，云哥的生命从此变得充实而又富有意义。
“肉”向“灵”的跨越，在云哥是通过“帮人”(救人)来实现的，如同“香提之家”的宗旨所寓示的那样，云哥在那里帮人(救人)，其实也是在帮自己(自救)，拯救别人之路也就是自己灵魂的净化之路——因而也就是自我救赎之路。精神的大爱代替了过去的情欲之爱和肉欲追逐，在小说中，精神大爱具体化为“同病相怜”：
我让他将一只手臂勾着我的脖子，两人互相扶持着，踉踉跄跄，蹭入了浴室……折腾了半天，我才替丹尼将身体洗干净，两人扶持着，又踉跄走回房中。
这种“扶持”虽然“踉跄”，却使云哥从孤绝中走出，有了“一生中最充实的十四天”。“香提之家”的存在和云哥的“扶持”不但使丹尼有了“家”的感觉，也使云哥终于找到了自己灵魂的“家”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，在上面这幅温馨的“扶持”图中，其隐含的寓意除了云哥自身“救人—自救”的救赎意味，其实还暗示着人类“救人—自救”的救赎之路：“同性恋者”和“艾滋病患者”也是我们人类的成员，对他们，“非同性恋者”和“非艾滋病患者”如果能跨越偏见，理解并帮助(救护)他们，那将是一幕感人至深的图景，也是人类更加理性、更加人性的标志，因为，帮助(救护)他们，也是在帮助(救护)我们人类自己。小说中，这种人类的“救人—自救”之路是通过修女玫瑰玛丽和韶华的行为(沟通、理解、包容、接纳、照看、祈祷)来表现的——它和云哥的“救人—自救”一起构成双重的“救人—自救”形态，而这一形态正构成了小说Danny Boy主题的另一个方面。
二、艺术分析
在Danny Boy中，遗留有白先勇在以往作品中运用过的一些艺术手法，如借助“时间”和“死亡”来表现人之脆弱；在映衬和对比中刻画人物和推动情节；通过隐喻和象征使作品具有“写实”和“寓言”双重品格；以书信体的方式进行人物的内心独白；叙述语言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；在人物命名上灌注意义；以戏(歌)点题等。然而，在继续使用这些艺术手法的同时，白先勇在Danny Boy中还进行了一些新的艺术尝试，在艺术形态上有所创新，这些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：
⑴以两个“独白体”的“对话”形式构成小说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形态。Danny Boy这篇小说，由两部分组成，前一部分为云哥去世前写给韶华的一封信，后一部分是云哥去世后韶华对云哥的回忆，这两部分均是“自说自话”的“独白”，它们在物理的时空形态上相互独立，在属性上也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——前者属于“同性恋者”、“死者”；后者属于“非同性恋者”、“生者”。然而，在精神、心灵和情感层面，作者却将这两个各不相属的“独白”部分进行了互渗和交融，云哥的信是写给韶华的，因此他“独白”的对象是韶华——一个在性向形态上不同于他的亲人(异性恋的堂妹)，他能向她“独白”，说明他是信任她的，也相信她能理解自己；韶华则是在面对云哥旧居的时候进行思绪的“独白”，她“独白”的对象是自己——她回忆了他记忆中的云哥，在韶华的印象中，“云哥是个受过伤的人”，因此她对云哥，一直有一份不忍之心，对于云哥的去世，韶华在痛心之余，也为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“不再感到孤独与寂寞”而欣慰。这样的“独白”，在倾诉与云哥的交往和对云哥的深情的同时，充分表明韶华是挚爱着云哥的(而不论他是不是“同性恋者”和“艾滋病患者”)，“理解的同情”使韶华在小说的最后为云哥(以及与云哥一样死于艾滋病的所有人)祈祷。至此，两个不同时空、不同世界的“独白”实现了跨越生死、性向(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道德、伦理)的“沟通”。以“独白”的形式书写“对话”，让外在的不相干与内里的信赖、理解和包容形成交流和互动，这样的小说设计，无疑使Danny Boy在“内”、“外”形态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，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效果。
⑵“虚实重叠”和“形体互证”的综合运用。“虚实重叠”指的是“虚”(象征)“实”(写实)两种手法互相叠加，“形体互证”则是指“形”(形式)和“体”(内容)之间互相说明。在小说Danny Boy中，一些看似写实的地方，其实已含有了象征的意味。比如下面这一段：
不知为什么，韶华，我看到修女玫瑰玛丽穿上白衣天使的制服时，我就想到你，虽然她的身子要比你大上一倍，可是她照顾病人时，一双温柔的眼睛透出来的那种不忍的神情，你也有。我记得那次到医院去探望你，你正在全神贯注替一位垂死的癌症病人按摩她的腹部，替她减轻疼痛。我看见你的眼睛噙着闪闪的泪光。
这段话看上去是在客观叙事，可是处处充满象征：修女的宗教身份加上宗教里的天使传说，使得玫瑰玛丽与天使之间有了某一种内在的联系，她和身为护士(有“白衣天使”之称)的韶华共同具有的对病人的温柔、不忍，正是“爱所有一切人”的大爱精神的体现，圣洁而又慈悲的玫瑰玛丽和韶华，正可以被视为是将爱带给人间的天使的象征。此外，像前面提到的云哥与丹尼之间的“扶持”，丹尼父母不让他“回家”而“香提之家”对他的接纳，以及云哥把Danny Boy(丹尼)“洗干净”并让他在自己的“怀”里咽下最后一口气；大伟对云哥的“陪”伴，都可以从“写实”的背后，看到“象征”的意味。
如果说“虚实重叠”的手法在白先勇的其他小说中也曾经运用过的话，那么将这种手法与“形体互证”结合起来综合运用的作品就不多见了——Danny Boy是这两种手法综合运用的成功范例，前面已经分析过，这篇小说的主题是“跨越与救赎”(体)，而在表现这一主题时，却“以‘独白’写‘对话’” (形)为基本格局，原本互不相干的“独白”能够跨界形成“对话”，正是对“跨越”(以及“跨越”之后实现“救赎”)主题的形式层面的“说明”，反过来，“跨越与救赎”主题(体)的主观安排和现实可能，也为“以‘独白’写‘对话’”(形)的设计提供了前提。这种以“形”衬“体”、以“体”带“形”、“形”“体”互证的手法，使得内容(体)就是形式(形)，形式(形)即为内容(体)，内容(体)形式(形)融为一体，再穿插、交织以“虚实重叠”手法，令Danny Boy在表现形态上更加繁富，更加圆熟。
⑶以“复调”方式丰富小说的内涵。这里的“复调”是指作者在Danny Boy这篇小说中一直内隐着“明”、“暗”两条线，两条线“里”应“外”合，形成复调，小说中“明”的一条线是指对歌曲Danny Boy的借用和对“宗教”的一再指涉，“暗”的一条线则是指在歌曲Danny Boy和“宗教”背后内蕴着的“所指”内涵。由于Danny Boy这篇小说以歌曲Danny Boy命名，而云哥照顾的 Danny O’Donnell(丹尼)，其Danny的名字、爱尔兰人的身份与爱尔兰民歌Danny Boy之间隐含着的对应，最终使他成了云哥的Danny Boy，因此Danny Boy这首歌就成了结构这篇小说的一个核心枢纽，而作品对“宗教”看似无意实则有心的始终贯穿(修女、天使、教堂、上帝、教徒、忏悔、祈祷、《圣母经》等与“宗教”有关的“因素”忽隐忽现地在小说中一直延续着)，以及“救赎”意旨的着意倾注(“救赎”一词原本就源自宗教)，也使“宗教”的存在成为整合小说的重要联结。在某种意义上讲，歌曲Danny Boy和“宗教”的共同作用，勾联起了这篇小说所有的重要因素。
歌曲Danny Boy和“宗教”在小说中的出现是“明”的，“暗”地里，Danny Boy和“宗教”还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“内容”。Danny Boy这首歌原本就包含着父亲对儿子的深厚感情，而当这种爱与死亡联接在一起时，爱就更具锥心之痛——由是，隐含在歌曲Danny Boy之中的“生死两隔的父子之爱”，以及它常在葬礼上传唱的挽歌性质，就成了Danny Boy的“典故”，而这“典故”又正与云哥和丹尼的情感、关系相暗合：云哥与丹尼的情感、关系，如同父子；云哥对丹尼的爱，也正与死亡和追悼相联接，这样，每当小说中“明”的出现Danny Boy的时候，如同“用典”一般，它“暗”里包容着的“生死两隔的父子之爱”就同构地寓示出云哥与丹尼的情感、关系，而Danny Boy的挽歌性质，也实际暗含着这篇以Danny Boy命名的小说其实是一首哀悼所有艾滋亡魂的挽歌，是一首唱给所有因艾滋而离开这个世界的悲苦灵魂的安魂曲。同样，“宗教”内里上帝与子民间的“大爱精神和互爱关系”以及由宗教而生的“救赎努力”，也使“宗教”因素在“明”的出现时，即“暗”中同构地呈现在云哥、玫瑰玛丽、韶华、大伟等人(推而广之体现在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患者、非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患者、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者、非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者)的身上。由于歌曲Danny Boy和“宗教”是结构小说的两大要素，因此其“明”、“暗”之间的复调无疑使Danny Boy这篇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扩大，也隐然使小说在总体结构上具有了一种复调的性质。
Danny Boy中“明”、“暗”两条线的复调形态，与白先勇以前作品中使用过的“对比”手法有一定的相似性，不同在于，“复调”重在“明”“暗”呼应，含蓄映衬；“对比”则突出“明”“暗”对照，坦然呈现。相对于后者而言，“复调”方式要来得更加富有艺术性。
从总体上看，Danny Boy无论是在主题的深化还是在艺术的创新上，都显现出白先勇努力超越以往创作的努力：塑造新的同性恋者形象，在“灵—肉冲突”的基础上进而表现“肉—灵跨越”，全面代入“宗教”精神，设计种种新的表现手法，是白先勇在Danny Boy中提供的“新质”。这些“新质”的介入，无疑使白先勇的小说世界更加精彩、更加丰富。
《文讯》
二○○三年二月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