Ⅳ
纵使站在被告席上，听别人谈论自己也是件有趣的事。检察官和律师进行辩论时，我可以说，他们更多在谈论我这个人，甚于谈论罪行本身。但二者又有多大区别？我的辩护律师高举着胳膊，承认我有罪，但情有可原；检察官伸出双手来，宣布我有罪，且罪无可赦。有件事让我略感失望。尽管心中焦虑，我依然时不时地想要插嘴，但我的律师总说：“不作声对您更有利。”他们处理这件案子时仿佛将我全然撇开，一切都在没有我介入的情况下展开。甚至无人征求我的意见，我的命运就被决定了。我常常想打断他们：“等等，到底谁是被告？被告在这个场合是多么重要。我有话要说！”但一番思忖过后，其实又没什么要说的。而且我承认，一个人与别人交流的欲望从不会持续太久。比如说，我很快就对检察官的指控感到厌烦。吸引我的或者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总是从整体中抽离出来的只言片语、某些手势或是滔滔不绝的雄辩。
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归根结底，他认定我的犯罪是有预谋的。至少这是他试图去证明的。正如他所说，“先生们，我将从两方面亮出证据：首先是铁证如山的犯罪事实；其次是这罪恶灵魂的邪念给我提供的心理启示。”他从妈妈的死开始讲起，概述了各项事实。他强调了我的冷漠，提到我不知妈妈的岁数，翌日又去和女人游泳，看了费南代尔演的电影，以及最后带玛丽回家。一开始我没搞懂他的意思，他一直说什么“被告的情妇”，对我来说，原本那就是“玛丽”。接着他又提到了雷蒙。我发现他看事情的方式倒是不乏条理。我写了封信与雷蒙勾结，为了引出他的情妇，使之遭受一个“道德可疑”的男人的恶劣对待。在沙滩上，我向雷蒙的敌人挑衅。雷蒙负伤了。我要来了他的手枪，独自走回去，为的是使用这把枪。我有预谋地杀害了阿拉伯人。我停了一会儿。然后，“为了干净利落”，我故意又开了四枪，在某种程度上这堪称审慎之举。
“先生们，情况就是这样，”他说，“我已为你们画出了这起谋杀案的因果链，此人很清楚他的所作所为。我必须特意强调的是，这并非一桩普通的凶杀案，不存在可以减罪的过失冲动。先生们，此人机智得很。你们也都听到了他怎么说话的，对吧？他深知怎么斟酌词句。我们无法认为，他犯罪时对自己的行为一无所知。”
我注意他着重强调了我的机智。但令我迷惑的是，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品质竟会成为某种罪行的有力证据。至少，这将我震住了，他后续的话也便没听进去，直到又听他说：“他对自己丑恶的罪行表达过丝毫悔意吗？只字未提，先生们。整个过程中他没表现出哪怕一丁点的忏悔。”他转向了我，指着我，继续对我非难。我实在弄不懂为何变成这样。当然了，我得承认他的话不无道理，我确实没怎么对自己的行径感到过悔恨。但他表现得如此激烈，则让人震动。我很想以一种友善、甚至友爱的方式跟他解释，我这辈子都没对任何事真正地悔恨过。我总是为将至之事操心，担心着今天或明天。但此种境地下，我自然不宜以这种口吻跟任何人讲话。我无权对人示好，或者表现自己良善的意愿。我试图继续听下去，因为检察官开始谈论起我的灵魂。
他说，陪审团的诸位先生们，他曾仔细研究过这个灵魂，但一无所获。他说，实际上我没有灵魂，没有人性，心中毫无道德准则。“当然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不该因此而去责备他。他不具备某种品质，我们不能就责怪他的缺陷。然而在法庭上，宽容，这不合时宜的美德，应该让位于正义那更严厉、更崇高的德行。此人灵魂之空虚，宛如一道深渊，整个社会都可能会深陷其中、被其摧毁。”他继而谈到我对妈妈的态度，又重复了之前的辩词。但他此番讲话比之前要长得多，长到我除了早晨的热浪就什么也感受不到了。终于，检察官停顿了片刻，以低沉而庄严的语气说道：“先生们，明日同一地点，我们将审判有史以来最丑恶的案件之一，一桩弑父案。”在他看来，此般罪行简直不可想象，但他坚信正义自会惩恶扬善。可是，他敢说，我的冷漠给人的恐怖盖过了此案带来的恐怖。他相信，一个人从道德上杀死自己的母亲，又何异于将赋予自己生命的父亲谋杀，二者皆与人类社会格格不入。不管怎样，前一桩罪都是后一桩罪的铺垫，甚至使后者合法化。“先生们，我确信这一点，”他接着说了下去，音量陡然提高，“你们会发现我并未夸大其词，坐在这里的被告和明天待审的人一样罪孽深重。他必须遭受惩罚。”检察官停下来，擦了擦汗珠闪烁的脸颊。他说他的职责痛苦不堪，但他必得义不容辞地执行。他说我这种无视基本准则的人不为社会所容，我也无权乞求任何人的怜悯，因为我压根不懂得最基础的情感反应。“我请求你们取下此人的脑袋，”他说，“当我做这样的请求，心境是如此无碍。虽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，我也曾请求过执行死刑判决，但从未像今天这般感到艰难的职责恰好得到了平衡，从未如此强烈地被一种崇高的、神圣的命令所驱使。从这张毫无人性的脸上，我只感受到深深的憎恶。”
检察官坐下后，场面一度陷入长久的沉默。我被炎热和自己的惊愕搞得晕头转向。庭长咳了一声，低声问我有什么话要说。我站了起来，因为我想说点什么。我张口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没有杀害阿拉伯人的意图。庭长说法庭会予以考虑，同时他承认，到目前为止，他还不太理解我的辩词，他想在我的律师发言之前弄清我的犯罪动机。我说得有点口齿不清、语无伦次，同时意识到这听起来极其可笑。我说，那是由于太阳的缘故。我听见法庭里响起一阵哄笑。我的律师耸耸肩，然后轮到他发言。不过他只说时间不早了，他要花几个小时来总结陈词，故而请求推迟到下午。法庭准许了。
下午，巨型电风扇还在不停地搅拌滞重的空气，陪审团成员们都摇着五颜六色的小扇子。律师的辩词对我来说冗长至极。不过，有那么一刻，我竖起耳朵听见他说：“是我杀的人。”他继续用这种口吻说了下去，使用“我”的时候，实际上指的是我本人。我非常惊讶，弯腰询问宪兵这是为什么。他先是让我闭嘴。过了一会儿，悄悄说道：“律师们都这么干。”这看上去仍要把我排除出我自己的案子，把我的存在感降低为零，简而言之，就是让别人替我说话。不过这不要紧，我觉得已全然神游于法庭和它乏味的进展之外。再说，我的律师看上去可笑极了。他急匆匆地针对挑衅开始了辩护，然后也谈论起了我的灵魂。但我认为其口才远不如那位检察官。“我也仔细研究过此人的灵魂。但结论迥异于这位公共检察代表，我确实有所收获。当然，我也可以说，这些发现是一目了然的。”他眼中的我是个正派人士，对老板尽职尽责，与人为善，对他人的困境富有同情心。在他的描述里我是个孝子，尽己所能地赡养自己的母亲。最后，为了让母亲得到我所不能提供的慰藉，我才决定把母亲送去养老院。“先生们，我感到震惊，”他补充道，“竟有人对养老院横加议论。若想证明这类机构的用处与伟大，只消想想为它们拨款的乃是国家政府。”我注意到他根本没提葬礼的事，这可以说是严重的漏洞。不过，在他的絮絮叨叨和关于我的“灵魂”的无穷无尽的讨论之中，我感觉一切都变成了无色的水涡，让人头晕目眩。
最后，我只记得一个小插曲。我的律师不停地说啊说，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突然在街上吹起喇叭，微弱而尖厉的声响回荡在法庭上空。记忆的洪流纷至沓来，这是我生命的记忆，即使这生命往后不再属于我。这些记忆曾给予我微小而持续的欢愉：夏日温暖的味道，我最喜欢的街区，傍晚的天空，玛丽的裙子和她的笑声。此时此地，我的在场毫无用处，让人窒息、反胃。我仅有一个念头：快点结束，回到牢房，沉沉地睡去……昏昏沉沉中我听到律师在咆哮，他在劝说陪审团成员不要因一个人的一时失足，就把这诚实的劳动者送上断头台。他请求从宽处理，因为我已背负了最沉重的惩罚——余生在悔恨中度过。法庭中止了辩论，我的律师坐了下来，看上去精疲力尽。几个同事走向他，跟他握了握手：“太精彩了，老兄！”他们这般说。另一个甚至问我：“您难道不觉得吗？”我表示了赞同，但并非真心，因为实在累得不行。
白日将尽，天也不那么热了。听街上传来窸窣的声响，我知道傍晚的凉意开始袭来。我们都坐在那儿等着，等一个除我之外没人真正在乎的结果。我环视了一圈法庭，和第一天来的时候没什么两样。我和灰衣记者、木偶女人的目光又相撞了。这让我想起，庭审期间我从未想要看玛丽一眼。不是因为我把她忘了，而是我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。现在我看到她了，她坐在瑟莱斯特和雷蒙中间，朝我轻轻挥了挥手，仿佛在说“终于结束了”，她笑容里透着紧张。而我的心已冷硬如石，甚至没法报之以笑容。
重新开庭。先是快速朗读了一遍对陪审团提出的一连串问题。我听清了几个词：“蓄意杀人……挑衅……从轻量刑……”陪审团走出去了，我被带进一个小等候室。我的律师来看望我，他口若悬河，说话更有底气和自信了。他向我担保一切都会顺利，我只需在监狱里待几年或是被流放几年。我问他翻盘的几率有多大，他说那是不可能的。他的策略是避免攻击陪审团做出的结论，以防激怒他们。他说一个判决不会无缘由地撤销。我对此表示理解。客观来说，这很正常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那官司就无休无止了。“总之，”律师说，“我们还可以上诉。但我相信结果对我们是有利的。”我们等了很久，差不多三刻钟吧，我猜。铃响了，律师说：“陪审团主席将宣布他们的决定。您先待在这儿等候判决。”几扇门重重地打开。我听见一些匆匆下楼的脚步声，但分辨不出它们离我近还是远。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在法庭上嗡嗡响起。铃声再度响起，门开了，我走回被告席。周围鸦雀无声。那种死寂带来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我发现那个年轻记者已经把目光移开。我没朝玛丽那边看。实际上，我来不及东张西望，因为庭长直接以一种怪异的口吻宣布：以法兰西人民之名，我将被斩首示众。那一瞬间，我似乎理解了在场所有人的表情：一种礼貌的怜悯。宪兵对我也很友善。律师将手搭在我的腕上。我大脑里一片空白。庭长问我有什么要说的话，我想了片刻，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然后我就被带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