©The Nobel Foundation
从地缘意义上，法国文学早逾越了法兰西位于欧陆本土的疆界。它在诸方面皆使人联想到高贵且独一无二的园林植物：虽则深受传统与变异之交替影响，虽则培育在域外，它的独特性亦丝毫不减。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阿尔贝·加缪，可谓此类演变之一例。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东部小镇，嗣后回归于北非环境，为的是寻找对他童年及青年时代造成一切决定性影响的源头。迄今，加缪仍深信此乃法兰西一块伟大的海外领土，而身为写作者的他，常有逸兴去回顾这一事实。
加缪出身准无产阶级，他认为独自闯荡很必要。做学生时，他穷，干过各类糊口的差事。此之谓艰苦求学，但这艰苦教他的东西甚多，对他日后成为现实主义者不无裨益。负笈阿尔及尔大学数年间，他与一群知识分子交好，他们随后在北非抵抗运动中声名显赫。他的第一本著述由阿尔及尔的当地出版社发行。及至二十五岁，又以记者身份赴法国，迅速在一线大都市赢得一流作家的声誉，可惜，大好前途却在战争之酷烈环境下早早遇挫。
即便在其初期著作中，加缪已流露一种精神意志，究其来源，他一面看清了世俗生活，另一面又紧迫意识到死亡之现实，此二者间已有尖锐的矛盾。这比所谓的地中海宿命论更紧要。地中海宿命论可追溯至此种观念：即认为世界之璀璨阳光转瞬即逝，终将被阴影驱散。加缪亦是名之为“存在主义”的那场哲学运动的代表，该运动刻画人类在宇宙之处境，即，一切个体之意义荡然无存，其中仅剩荒谬性罢了。“荒谬”一词常萦绕于加缪著作中，人们大可以称其为主导性母题；这母题进而在自由、责任及由它派生的痛苦所导致的道德后果中得以充实。希腊神话的西西弗无止境地推岩石至山顶，又无止境地任它滚落，他在加缪笔下成了人类生活的一种简明象征。但诚如作者自述，西西弗在灵魂深处自以为幸福，单凭这番努力，他就觉得满足。加缪以为，最重要的并非知道生活是否值得一过，而是必须去生活，并承担随之而至的苦难。
我的发言太短，自然不足以阐释加缪之智性到了何等惊人的深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作品流露出极雅正的风格和超强的专注力，往往将上述问题嵌入此种表述方式中：恰是人物和动作使其思想浮出水面，而作者并不置喙。这也是1942年《局外人》一举轰动的原因。主人公为政府部门之雇员，历经一系列荒唐事件后，杀害一个阿拉伯人。他对自身之命运亦无动于衷，听候死刑的到来。然而在最后一刻，他竟摆脱近乎麻木的消极性，倏忽振作起来。1947年的《鼠疫》则是体量更大的象征性小说，其主要人物里厄医生及其助手，英勇与降临于北非小镇的鼠疫相抗。此种现实主义叙事令人信服，它以冷静精确的客观性反映了抵抗运动时期的生活经验。加缪赞扬了极沮丧、极幻灭的人身上被四处横行的邪恶所激起的反抗。
近年，加缪也写了极出色的独白故事。《堕落》（1956年）讲故事的技艺同等精湛。一位法国律师在阿姆斯特丹水手酒吧检查自己的良心，他描绘的是自画像不假，亦是一面其同代人可藉此自辨的宝镜。你能看到伪君子和恨世者以“人类心灵科学”的名义握手言欢，此乃法国古典文学的专擅领域。一位执着于真理的激进的作者，将尖锐讽刺变成了对抗普遍虚伪的武器。当然，或许有人怀疑，加缪因循克尔凯郭尔式的、如深渊般不见底的罪恶感，到底能走多远，因为人们总觉得作者已遭遇某个拐点。
加缪自身远超了虚无主义。其关于责任的沉思严肃而高峭，那责任便是不间断地恢复被践踏的东西，在不公正的世界中使正义成为可能。人道主义者便是他了。他从未忘记对希腊式比例与美的崇拜，它们曾示现于地中海沿岸蒂帕萨的夏日骄阳。
凭着活跃度和极盛之创造力，加缪在法国境外也是文学界的焦点。他被真切的道德承诺所激励，全身心投入生命中严峻的基本问题，无疑，此一愿望也吻合诺贝尔奖赖以持守的理想主义目标。他不断肯定人类境况荒谬性的背后，绝不存在死气沉沉的消极主义。这观物的视角，配合着强硬之执行力、“尽管如此”之精神、反抗荒谬之呼吁，凡此种种齐聚于他一身，并因此创造了价值。
安德斯·奥斯特林
瑞典皇家学院常任秘书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