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缪写在二战之后,却没写二战
文字与插画由生产线产出
楼道里出现死老鼠。一只,两只,后来是用扫帚成堆地扫出去。再后来老鼠不来了,因为城里的老鼠快死光了——然后人开始发热。
奥兰城是个讲求实际的小城,做生意、过日子,没人对一场远处的瘟疫做好心理准备。等到里厄医生在诊所楼道里踢到成堆的死鼠,几天之内,整座城市就被推进了一场封城、几条铁栅、几吨沉默里。这就是《鼠疫》,一本从不正面写二战、却把整场占领都收进了一座虚构小城的书。
《鼠疫》初版于一九四七年。作者加缪,一九一三年生在一水之隔的法属阿尔及利亚蒙多维,一九六○年车祸早逝。他一辈子写荒诞、写西西弗、写默尔索——那个对母亲之死没什么表情的年轻人。《鼠疫》是他「荒诞三件套」里最厚的一部,也是他拿诺贝尔文学奖时绕不开的作品。加缪把一场真实的瘟疫搬到了北非,却从不点明是哪个具体的年份——原文只写「一九四—年」。铺开看,它像一面镜子对着法国、对着占领、对着抵抗,却从不诉诸战争的镜头。
主人公里厄是奥兰本地的医生,老婆早得了肺病,被送去城外山上的疗养院,他一个人守着诊所。塔鲁是外来的旅居者,背着一本随身笔记本,自己拉起一支民间救护队。朗贝尔是巴黎派来的记者,原本只想写完一篇通讯就跑。格朗是奥兰市政厅打杂的小职员,多年反复在改一部小说永远卡在第一行的一句话。神父帕纳鲁是耶稣会出身的演说家,开口就是上帝。科塔尔是个来历不明的城里人,开场没多久你还不明白他在怕什么。
这六个男人挤在同一座陷落的城里,城门一关,所有人都变成了同一种人——流放者。有的被爱人隔在铁栅外,有的一夜之间连回老家奔丧都成了奢望。城里的世界规则只剩下一条:你能不能挨过去挨过去挨过去。
城门重开那夜,全城像一台机器突然上了发条。电报打出去,海港重开,火车站台重新有人接人,电车里又挤得肩膀碰肩膀。人群涌向城外,谁都想第一个看到那张久别的脸——然后有人朝他们开枪。开枪的人是科塔尔,那个整本小说里都没被你说清楚是好人还是坏人的神秘人物。封城让他不再害怕,因为人人和他一样身陷囹圄;封城结束,法网重新收紧,他抓不住自己的恐惧了。
《鼠疫》被人读得最多的一层,是对一九四○年到一九四四年纳粹占领法国的隐喻——瘟疫就是占领,封城就是铁栅下的日子,志愿者就是抵抗组织。这层解读几乎板上钉钉,但加缪自己的写法非常克制:他不写占领军,不写地下接头,不写任何直接的政治符号。他只是把整座真实的小城合拢起来,让所有人在一场没有出路的灾难里写出几条出路——或不写出。
更私人的一层是关于「体面」。里厄对志愿队员说过一句话,大意是世上能把当英雄还是不当英雄这件事放下的,是「做一个体面人」。这一档比英雄低,比好人高:它要求你日复一日地做最不起眼的事——消毒、登记、抬担架——而没有任何人看见它。塔鲁想要的「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做一个圣人」,其实就是用一种平庸的姿势把这件事再做一遍。
一场瘟疫把人逼成了体面人——而体面,是不打算卖给你看的。
动笔解说之前,先为这本书立起一套视觉基底——你刚读到的每一帧插画,都从这里生长出来。
第一波恐慌是给老鼠的。里厄最早注意到楼道、楼顶、火车站台边上接连出现鼠尸,他把样本送检,公卫官员先是抗拒,再是推迟。直到街上开始有人发热、淋巴结肿大、按鼠疫的临床过程倒下,官方才终于承认——这是鼠疫。奥兰城是做生意的小城,对灾难毫无防备,承认的那一刻,城门在午夜被拉下铁栅、贴上封条。电报和书信停了,原本能在几天内到的家书,如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写。
封城这件事落到每个人头上的重量不同。最先受不了的是朗贝尔——巴黎有他的妻子,刚结婚不久。他开始找关系、求走私、开价——几乎什么忙都愿意帮——只为换一张出城的通行证。这是一段写得极不浪漫的孤注一掷,没有任何煽情的对白,只有一个成年男人在灯下反复翻着同一叠可能用得上的地址。
与此同时,塔鲁已经在做另一件事——一支「志愿卫生防疫队」,队员是里厄、格朗、几个护士、几个搬运工。他没有头衔、没有拨款,全靠一支笔和一本笔记本,把每天死多少人、哪条街需要消毒列成清单。「不英雄」,这是加缪给整支队的定调。不发勋章,不戴面具,只是不停地守在前一夜还睡着的病人床前。
塔鲁这个外来者身上的阴影比别的角色都深一点。他在笔记里露过一次底:父亲做过检察官,求过人死刑,从此他对一切以正义之名杀人的事情心生恨意。这不是恨某一个人,是恨一种结构。所以他自己选了一条相反的路——「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做一个圣人」。这话听着像大话,他的做法却琐碎得很:消毒、抬担架、登记名字。他后来为此付出了最高的代价,但不是故事开头,是他一直没准备好要付的那一刻。
神父帕纳鲁是整本书里被羞辱得最彻底的人。一开始他在教堂里布道,说这场鼠疫是上天给奥兰人的惩罚——这话放在瘟疫里其实颇有市场,人总想给灾难一个解释。但加缪接下来做了一件残忍又诚实的事:他让这个神父亲眼去看一个孩子死去。一个法官的幼子,高烧、抽搐、腺体肿大,打了血清,依然在病床上痛苦挣扎了漫长的几个小时,神父站在床边,念经的嘴张着——那孩子死的那一瞬,帕纳鲁从此再没有说出过原来那套话。他后来转而和里厄他们一起下到病人中间,再也没用「惩罚」两个字。死的那一刻他没有请人来,自己咽下气。
疫情不是突然结束的,它是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变稀少。等到报纸上开始登「数字在下降」的那一天,城门还没开,但每个人都已经知道——快了。
塔鲁倒在最后这段日子里。不是在疫情最凶的时候——那时候死一个不过是又一个名字——是在数字开始下降、人们开始庆祝前最不该倒的时候。他在病房里熬过好几个白天黑夜,最后死于鼠疫。几乎同时,里厄收到了一封早就等不到的电报:他妻子在城外山上的疗养院里已经病逝多时,不死于鼠疫,也不在奥兰城里。一个人守了半年的城,最后一起涌过来的是这两件事。
第三层是流放。封城把每个人从自己最在意的人身边切开,而思念这件事一旦被无限延长,就会变成一种几乎有物理形态的病。加缪写过一段很短的散文式段落——黄昏的海港,白晃晃的地中海光,岸上所有男人女人都是同一种眼神——那个眼神不是在盼解封,是在盘算这场分离能不能捱得过去。今天读起来,每一个经历过什么的人大概都能找到对应的自己。
用法上,《鼠疫》被很多人误以为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。结尾揭开的那一刻才会让人愣一下:这部「编年史」的执笔人,正是里厄医生自己。加缪让他在最末把全书的叙述者身份亮出来——这等于把整部小说从「记录一座城」改成「一个活过那场瘟疫的人事后坐下来写下来的东西」。这两种视角读起来完全是两本书。
解说给了你地图,正文给的是土地。具体给的是这种东西:加缪怎么把一个神父的信念,用一个孩子在床上挣扎的一整夜写成「塌方」;怎么让一个巴黎来的男人把已经拿到的通行证往桌上一搁,连告别的话都重新组织了一遍;怎么把封城结束那夜,写成既全民欢腾、又有一个人在石阶上开枪。这些细节没法在解说里复述——它们的力量就在字里行间。故事是同一座城,文字却完全不是同一座城。